“我还能活多久?”“这病有得治吗?”……7年了,几乎每天,我都要面对艾滋病患者的质疑和哭诉。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的普及和及时的心理疏导,大多患者会被恐惧撕碎,陷入低谷,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

“五一”劳动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亲手为一位头戴燕帽的女护士颁发了全国先进工作者证书。她,就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一个在一线工作了31年的普通护士,先后3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肯定有她的过人之处。艾滋病令人恐惧,但在艾滋病患者圈里,一提起王克荣,每个人都会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一头利落的短发,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王克荣就像艾滋病患者的守护天使,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手机里的上千个号码“王姐,我在家做了检查,有个指标是0.6,降了,是好还是不好哇?”“王姐,我正在收拾鱼,手扎破了,流了很多血,这鱼还能吃么?……家里人不会被感染吧?”“王姐,我的安全套破了,怎么办?”“小王,我二儿子又生了孩子,跟你念叨念叨。”每天,电话从天南海北打来,最晚的是夜里3点。她自己也忘了,通过手机到底帮助过多少艾滋病患者走出过困惑,走向了新生。打开王克荣的手机,里面存着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王克荣每天24小时开机,由于担心患者找不到她,十几年不敢换号码。1984年,21岁的王克荣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分配时老师找到当时担任团支部书记的王克荣说:“传染病医院需要两名护士,希望你考虑一下。”王克荣没犹豫,就上北京地坛医院报了到。从此以后,她和传染病患者朝夕相伴。31年里,她护理过26种传染病患者,近5万余人,但接触最多的还是艾滋病患者。王克荣的艾滋病护理工作开始于1997年3月,真正走近了艾滋病患者,才让她对艾滋病有了更深的认识。艾滋病患者封闭、自卑,受歧视,要想改变是个长期的过程。王克荣知道,要走进他们的生活,就必须赢得信任。一次吃饭,患者李德指着饭盒说:“护士长,我不吃肉。”王克荣迟疑了一下,把他饭盒里的肉夹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李德一下子愣住了:“我的家人都不敢这样。”后来,这位患者叫王克荣姐姐,把她当亲人。艾滋病人的心理完全不同于其他病人,很多人刚得知自己患病都想到过自杀,这时王克荣就成为阻止他们走向生命绝境的人。2006年,小刘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他异常平静的反常表现引起了王克荣的注意。24小时后,王克荣给小伙子发了一条短信:“小刘,你在哪?”小刘回:“我挺好的。”48小时后,王克荣给他打了个电话:“小刘,你在哪呢?”小刘没回答,挂断了。王克荣再打,他不接。王克荣感觉要出事,于是拼命给他发短信,这次小刘终于回了:“我在河边呢。”“你千万别做傻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想想你的父母!”几个回合之后,王克荣的电话响了。原来,再过22天,这个小伙子就要当新郎,喜帖都发出去了。这一切该如何收场呢?百般劝阻都没用,情急之下王克荣说:“小伙子,真想死也不差这一两天吧?这周末我们要去艾滋病村,跟我一起去吧。”来到艾滋病村,小刘看到很多艾滋病患者虽然生活困难,却还在种地、抚养孩子,没有绝望放弃,很受触动。在回来的火车上,他对王克荣说:“王姐,我不想死了,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在王克荣的建议下,小刘把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如实告诉了未婚妻,并得到了她的谅解。两人如期举行了婚礼。如今,两人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已经3岁多了。巴尔扎克说过,生理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相比,那是很小的了;但是精神上的痛苦由于看不见,则也不易引起同情。以人性之善和白衣天使之爱,王克荣使一个又一个无助的艾滋病人看到希望,从而走出不幸。红丝带之家的大家长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的时间越长,王克荣越感觉到,仅在病房里关心他们远远不够,在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他们更需要帮助。1999年1月,地坛医院成立了北京第一家以关怀艾滋病人为主的关怀组织,2001年底,王克荣兼任红丝带之家护士长。2005年,红丝带之家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全市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艾滋病人关怀组织,王克荣成为惟一一名专职护士长。工作慢慢地多了起来,咨询、教育、活动,主要是心理支持。后来医院给王克荣配了专职秘书,有了第一个志愿者,负责“同志”感染者热线。“你好,这里是红丝带之家。”一个中等身材、面目硬朗的中年男子拿起桌上的电话说道。男子叫大龙,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同伴教育员。如今红丝带之家里,与大龙一起做艾滋病人同伴教育员的一共有50人,每年,他们要在红丝带之家值班274天,接听咨询电话15000个,面对面的咨询更是高达两万人次,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和医疗支持。王克荣是这个“家”的大家长,组织活动、招募志愿者、培训同伴教育员、亲自为新发现的患者提供咨询,大家长每天忙忙碌碌。“帮助艾滋病患者,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在王克荣的影响下,她的丈夫、女儿都成了艾滋病工作志愿者,而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也发展到两万余人。王克荣的丈夫被艾滋病患者称作“姐夫”,很多事“姐夫”都义务帮忙,他曾开车把一位来到红丝带不走的病人送到密云,并帮他找到了工作,还有病人为感谢王克荣要请她吃饭,推脱不过去,“姐夫”就主动买单。女儿更是经过培训的准志愿者,温馨的红丝带之家常有她的身影。一年14次走进艾滋病村2002年,有个叫朱进中的河南人两次来北京找王克荣,说他们那里总死人,很多年没有生孩子、娶媳妇的人,非常恐怖,让医生们一定去看看。“听他这么说,我们感到情况严重,就向卫生部打了报告,卫生部随即拨付了10万元,给我们的任务就是降低死亡率。”王克荣回忆。2002年8月,红丝带之家在河南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建立了医疗点。第一次去是2002年8月,就像出差,王克荣穿了一身整洁的套装,半高跟鞋,可村里的土路雨后都是泥,鞋踩上去就拔不出来。由医生、护士、化验员组成的一个小分队,为当地患者进行了简单的对症治疗,筛查出一些患者吃抗病毒药以缓解艾滋病病情,当天就看了200多病人,到了晚上,小分队的几个人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以后再去,王克荣就有经验了,穿牛仔裤、旅游鞋。每次都是周五晚上出发,周一返回医院上班。这个村,一年间王克荣去了14次,那一整年村里死了4个人,比之前一个月死的都少……村民了解到如何预防艾滋病,不再焦虑羞涩,开始大大方方地索要安全套;女患者也掌握了月经血的处理方法。“后来村里人一听说我们来,就在村口等,病人们还包饺子给我们吃。”那位当年叫医生们去村里看看的河南患者朱进中,家里虽然并不富裕,却倾其所有收养了50多名艾滋病孤儿,被称为“艾滋病孤儿之父”。2005年,小朱因肺炎在地坛医院去世,去世时还大睁着一双眼睛,似乎有无尽的牵挂。王克荣轻轻走上前,为小朱合上双眼,为他擦拭身体,穿好衣服。小朱的弟弟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王克荣说:“护士长您就放心吧,那些孤儿,有我呢。”望着远去的汽车,王克荣深深感受到爱是可以传递的。十余年里,她走遍了全国艾滋病重点高发区,培训艾滋病基层护理员万余人,培养了大批艾滋病志愿者和同伴教育员。“我虽为患者付出了很多,但我得到的更多。”一天快下班时,老病友旭东打来电话:“王姐,今晚6点过来一下方便吗?”王克荣赶紧出发,进门一看惊呆了,十几位患者出现在她的面前,有的拿着蛋糕、有的捧着鲜花:“王姐,今天是你的生日呀!”被他们簇拥着那一刻,王克荣感到无比幸福。彭丽媛在《爱你的人》这首歌中唱到:“……有过美丽的梦,有过蓝蓝的期待,却无法摆脱那命运的安排。你想看日出,也想去看大海,大哥哥、大姐姐愿与你同在。捧起你的脸,请接受我的爱,人间有泪就会有关怀。把心打开,让真情牵动所有的血脉,感动世界,只为生命而存在,爱你的人就叫红丝带。”王克荣的办公室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做艾滋患者的知心朋友——王克荣。

我经历过生死,所以更想帮助这些无助的人。

陪伴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让他们认识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通过药物控制,进而帮他们解开心结,重拾生活的信心,这是我创立“红石榴工作室”的初衷,也是我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鬼门关”走过一回

永利皇宫官网,阴霾天,灰蒙蒙的雾气缭绕,我们连续翻越两座雪山,沿路躲避着飞沙走石。倒塌的房屋下露出几具开始腐烂的尸体,哭丧的人群擦肩而过,他们面如死灰,透着绝望的气息。

一瞬间,我有种来到地狱的错觉。

那是2008年5月。电视里反复播放汶川惨烈的震后景象,我觉得该做些什么,不知哪来的勇气,辞去房地产公司销售的职位,坐上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

车上共30多名志愿者,大家集结在餐车里自发分配任务,我是唯一从北京来的,挺荣幸。

四川共青团收编我为项目部干事,负责协调物资等调配。因记录清晰、调配及时,一周后,我又被派往震中开展志愿服务。

从雅安到宝兴,再到汶川,因交通阻断,我们4人徒步一天一夜。灾区余震忽然“袭击”,我丢下手里成箱的方便面,就往帐篷外跑。

说实话,刚到灾区我就捐了自带的帐篷和食物,因为不敢想能不能活着回来。然而,几天后,我适应了在地面摇晃时搬运物资、协助武警搭帐篷、协调车辆通行、安抚受灾群众……

我在那里呆了3个多月,每天灰头土脸,没法洗澡。但看到四五岁的孩子背书包出现在“帐篷学校”门口,当受灾群众拉我到“家里”吃饭,当他们含泪对我说“谢谢”时,我就感觉,全身的力气怎么都使不完。

治愈抑郁的药方

回到北京的半年里,我几乎每夜都难以入睡。脑子里嗡嗡作响,汶川救灾现场的画面不断闪现。

白天不能正常工作,深夜在床头发呆,有时忍不住半夜给朋友打电话,时间一久没人受得了。我几度陷入崩溃边缘。

2009年冬天一个下午,我把卧室窗户打开,准备跳下去时,被窗外刺骨的寒风吹醒,有了求生欲望。之后我多次求医,尝试各种抗抑郁药物,想摆脱阴影。

但状态时好时坏,情绪反复无常,我总觉得心头的阴暗挥之不去。就好像在高脚杯的内壁攀爬,却总在爬到一半时,又滑落杯底。

转变,是从听说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开始。抑郁期间,家人介绍地坛医院一位医生为我疏导,他提到“红丝带之家”接待一些艾滋病患者,“好多人确诊后第一句话是,真想出门撞死算了。”

你见过生死离别,也有过挣扎,也许能劝他们接受治疗?医生提议。

我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论坛、贴吧。聊得多了,也时常有人留言提问。那时,我对这些一知半解,为了给各地匿名患者提供专业解答,我又回到“红丝带之家”,参加志愿者培训。

最多一天,我厚着脸皮给医院咨询台打30多个电话,然后回复给患者。

“谢谢木木”、“木木你真是太好啦”……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我感到心里又照进阳光。

或许,帮助他人后收获的快乐,才是治疗我心理疾病最有效的药方。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了存在感,这也拉了自己一把。

从门外汉到“专家”

“木木,我会死吗?”“木木,我不敢告诉家人,以后怎么生活下去?”“木木,这病怎么治?”每天早上5点,我一睁眼,就能收到各类咨询的qq、短信、邮件,夜里12点,还有人在电话里问。

接触艾滋病感染者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正视自己感染艾滋病这件事。他们害怕成为生活中的异类,更恐惧亲人和朋友的离弃。

我曾陪着王浩在地坛医院检测。当医生告诉已婚的他确认感染艾滋病时,他转身就走。我追上去,听到他喃喃自语:现在就撞死在马路上算了。

我拉住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低头不语,默默流泪,我也不敢多言,只是24小时守着,睡觉时,还特意把手捆在一起,生怕他做什么傻事。

王浩家人从外地赶来,经允许,我当面向他们解释艾滋病缘由和治疗步骤,并用身边案例安抚他。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渐渐接受事实,并表示愿意配合治疗,我才放心离开。

半夜送患者到医院吊水,说服家人接受和理解,借钱为他们治病……这样琐碎的小事,每天都有。也有患者,打针时会猛掐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怕疼,更是紧张,我会用另一只手轻拍其后背,给予鼓励。

2012年5月,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我分身乏术。考虑到很多患者和志愿者需要我,决定投入更多精力。卖房,成了我的副业。

愿做患者心灵的拐杖

网络言论中,“脏病”是艾滋病的代名词,因为偏见太深,大家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随处可见。

我时常琢磨,怎么消除这些错误看法,让患者认识到,艾滋病可通过服药控制。就像糖尿病,即使不会痊愈,只要遵医嘱,按时吃药,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寿命。

3个月前,大学即将毕业的宣明,在公务员考试的体检中测出感染艾滋病。他丢了工作,又不敢告诉家人,来求助时几次哭晕过去,志愿者怎么劝都不听。

为了让他化验吃药,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等哭诉完,现场为他制定详细的治疗计划,保证开通定期检测的绿色通道,介绍最权威的医生。他最终选择相信我,我很欣慰。现在,他也成了团队志愿者之一。

从2012年算起,我面对面接待的艾滋病患者上万人。有患者在服药稳定后送来锦旗,感谢的电话和短信更是接连不断。

3月初,一位男子晚10点打电话说,已经接受治疗,恢复得很好。“你不知道,上次我给你打电话时,正站在20层楼的天台,想着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跳下去,谁知和你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改变主意了。”

另一位被丈夫传染艾滋病的中年女性,也多次电话咨询治疗和情感问题。她说,想离婚,也憎恨这个世界。可是,每次看到我在贴吧更新艾滋病患者的案例,都会偷偷打印出来,跑到没人的房间大声朗读,读到相似处,忍不住落泪。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支拐杖。谁都有需要支撑和搀扶的时候,如果我能陪着走过人生某段挫折,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那我愿意毕生为此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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