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因为海防体系的薄弱以赔款而妥协告终。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但在参与海防大讨论督抚人数、海防奏议能否反映督抚的真实思想、督抚草拟奏折时有无相互借鉴等方面,至今难以定论。

永利皇宫,中国传统“边患”主要在西北边境,但鸦片战争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从海上来的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一向较为安全平静的东南沿海竟成为国防前线。然而,随着中国海上大门被强迫打开,沙俄在西北的侵略活动也日甚

关键词:海防;争鸣;巡抚;督抚;总督

一日。于是,财政困窘的清廷面临“东”“西”两面“边防”的艰难选择。具体而言,1874年日本侵台的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中外和好”的相对平静,“蕞尔小国”日本竟敢发兵中国台湾,并迫使中国赔款了事,东南海疆危机再现,不能不使清政府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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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实施。11月19日,正在广东家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统一指挥的主张,具体说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这时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因为海防体系的薄弱以赔款而妥协告终。受这一事件刺激,清政府在沿海等地督抚和中央高级官员中展开一场关于海防政策的大讨论,史称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但在参与海防大讨论督抚人数、海防奏议能否反映督抚的真实思想、督抚草拟奏折时有无相互借鉴等方面,至今难以定论。

  参与海防大讨论的督抚人数

  同治十三年九月,在清廷的谕令下,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诸多督抚,纷纷上奏海防。《洋务运动》《筹办夷务始末》等常见文献,收录了大多数督抚的奏折、清单,是学术界研究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主要资料来源。但学术界在参议督抚的人数上,尚未有准确结论。

  根据这些资料,学者们提到的督抚名单,常见的有直隶总督李鸿章、浙江巡抚杨昌濬、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湖广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署山东巡抚文彬、盛京将军都兴阿、两江总督李宗羲、福建巡抚王凯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江西巡抚刘坤一、山东巡抚丁宝桢、陕甘总督左宗棠等15人。戚其章在《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根据《清季外交史料》中江苏巡抚吴元炳的防俄奏片,认为他也参与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中认为,根据《李鸿章代丁日昌奏清单》,可将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补入。上述学者提到的参议官员名单共17人。

  江苏巡抚吴元炳确实参议海防,但戚其章引以为据的防俄言论,并非其参议海防正折的内容,在近20年内也未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因此学术界真正认可的参议官员,最多16人。

  事实上,清廷原定参议海防的督抚只有15人,但与学者们经常提到的名单不同,在《清实录·穆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371记载中没有丁宝桢和左宗棠,另有暂署两广总督张兆栋和江苏巡抚吴元炳。丁宝桢在筹议期间回任山东巡抚,前江苏巡抚丁日昌、陕甘总督左宗棠因留心洋务,分别受李鸿章、总理衙门邀请并由后者代呈奏折、信函,实际参议海防的地方高级官员应为18人。

  笔者认为,张兆栋、吴元炳的海防条奏篇幅在参议官员中居于中上游,不宜忽略。以吴元炳为例,他反对海军与外国军舰争战大洋,但明确表态在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应各配置2只大铁甲船,“以资控扼而备冲击”,甚至提出在上海仿造大铁甲船的长远计划。由此可知,吴元炳虽然提出防俄进而加强东北、西北边防的主张,但他仍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积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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