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西安事变纪念馆、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22所科研单位和高校的40余位国内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9月22日上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系主任钱耀鹏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陈洪海教授和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分别致辞。
陈洪海院长在致辞中感谢中国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支持,简要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介绍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立足长安,面向西域”的学科特色,以及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技术和文化遗产管理三位一体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体系。
朱泓教授首先感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中国首届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的重视,将其作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六十周年华诞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主要从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领域的扩展两个方面,回顾了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并提出体质人类学应该围绕在考古学的大旗下,真正实现多学科的融合。
本次研讨会主题发言共20项,主要围绕传统骨骼形态学研究、古病理学研究、稳定同位素研究、古DNA研究、专题研究、理论思考等六个议题展开讨论,分别由赵凌霞、胡松梅、张君等几位专家主持和点评。永利皇宫 1会议开幕式
一、传统骨骼形态学研究
作为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形态学研究依然是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同时在理念和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发展趋势。在这方面,一些年轻的学者体现了他们优势和发展潜力。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阿娜尔博士生,对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查干陶勒盖墓地出土的6例汉代颅骨进行了古人种学研究。研究表明该颅骨组在体质特征上与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多一致性,同时也与北亚蒙古人种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汉代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着“古华北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中原类型”三种不同体质特征的古代居民,这个结论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相关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也表明了不同类型人群间互相融合以及人群种系成分的传承。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一如博士生,对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进行了综合研究。该人群应当属于蒙古大人种,并可能与东亚蒙古人种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平均男性预期寿命为32.03岁,女性为34.9岁;男性平均推算身高为168.04cm,女性平均推算身高为160.21cm;古病理的观察发现了创伤、口腔疾病、退行性疾病、代谢疾病、发育异常等疾病;另外还发现3例人工拔牙的个体。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聂颖博士生,对新疆小河墓地早期人骨进行了颅骨的非测量性状观察和测量性状分析。表明小河墓地早期居民是属于欧罗巴人种与亚美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通过长时间的基因融合,已经彻底混血,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小河墓地早期人群的主体应与来自于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群有关,而且在进入新疆罗布泊地区前就已经与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人群发生了混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贺乐天博士生,通过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群头面部若干测量数据的对比分析,研究甘青地区古代人群颅面部测量特征的内部变异和时代变化,以及甘青地区古代人群与中原及新疆古代人群颅面部形态特征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就甘青地区人群形成历史,尤其新石器-青铜时代人群与新疆及中原人群关系以及交流情况进行探讨。同时分析探讨不同头面部体质特征在人群关系研究上的价值。
二、古病理学研究
古病理学主要通过古代人类遗骸及其他相关遗存所提供的有关病理学信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规律进行探讨,同时对各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应包括古代人类的疾病、创伤和发育畸形三大类。除了对古病理现象的个体描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群体分析,结合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相关成果,对人群关系和生业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副教授,对东天山北麓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的古代居民进行了古病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生计方式和社会生活状况。在齿科疾病的观察中,石人子沟居民的龋齿罹患率仅为1.2%,显示该人群食物结构中糖分的摄入量较低,植物性食物在食谱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小,动物性食物特别是乳制品、肉类是日常饮食的大宗。这一推论也得到了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结果的支持。与极低的龋齿出现率相反,石人子沟居民牙周病的罹患率居高。在关节炎症方面,石人子沟居民的颈椎骨质增生现象普遍。股骨弯曲度、股骨颈形态以及“骑马小人平面”,表明石人子沟先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在骨骼上留下了骑马的印迹。她还对创伤进行观察,并分析了可能造成创伤的原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蕾副研究员,对新郑天利两周墓地居民的牙齿磨耗及口腔疾病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从古病理学的角度揭示当时居民的食物构成、饮食行为习惯及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等。研究显示,天利两周墓地两性居民在食物结构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还存在少许差异,不同的劳动分工使得男性可能获得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对相关骨骼进行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男性应该获取了比谷类食物更多的肉食;相对的,女性食物结构中的谷类比重则较大。另一方面,男性在牙釉质发育不良的患齿率上明显高于女性,在骨骼上存在比女性更高的筛状眶和多孔性骨肥厚的出现率,说明该墓地的男性居民普遍具有高于女性的生存压力,男性在牙釉质硬度降低同时摄入大量加工粗糙的粗纤维食物情况下,劳动分工和动物性蛋白质、脂肪的较多摄入也使得天利墓地的男性居民相对于其他地区较明显的前部牙齿的磨耗。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永生博士,以广饶傅家遗址、邹平丁公遗址、济南刘家庄遗址、新泰周家庄遗址、梁山薛垓遗址、广饶十村遗址古代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时代至明清时期古代居民的龋病情况。结果表明在所有罹患龋病的牙齿中,臼齿的患牙率最高,其次为前臼齿,犬齿和门齿的患牙率最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龋病的发病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年龄越大,增长的幅度越大,两性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患龋率和龋齿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龋病的发病率与不同时代的经济类型和居民的饮食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农业越发达、食物越精细,罹患龋病的几率越大。
同时,阿娜尔、王一如、聂颖在研究骨骼形态学的基础上,也分析了所讨论遗址出土骨骼材料上的骨骼病理现象。永利皇宫 2会议现场
三、稳定同位素研究
在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中,利用古代人类遗留的骨骼进行化学元素的分析,
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所重视。利用古人骨中残存的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对古代人类食谱的研究,可以为探讨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
、生存环境以及迁徙路线等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凌雪副教授,以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的人骨为研究对象,测定其中的碳、氮同位素比值,揭示该地区古代先民的食谱特征。研究表明枣树沟脑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主要是以黍、粟等C4类植物为主食,并辅以少量肉食。同时,男性与女性的食物结构并无明显差异。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宁博士,通过对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人和动物古骨胶原的H稳定同位素分析,并结合个体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综合探讨了人和动物营养等级和饮用水来源的关系,结合考古学证据,对先民来源地和迁徙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地层中埋葬的先民为小双桥遗址当地居住的商族人,而祭祀坑埋葬的先民为来自山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战俘,显示了古骨胶原的H同位素分析在先民来源地和迁徙活动研究中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郭怡副教授,以江苏盱眙东阳军庄汉墓出土的人骨为研究对象,探讨黄淮地区西汉晚期先民的食物结构,进一步探索西汉时期的农业格局。
碳、氮同位素分析表明,军庄汉墓居民的饮食结构以水稻、小麦等C3植物为主,对粟等C4类植物摄入较少,先民的饮食与他们的身份并不直接相关。西汉时期,粟的地位在空间上自西向东呈下降的趋势,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小麦种植在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苏北地区农业格局开始由传统稻粟混作模式转向稻麦混作模式。
四、古DNA研究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古DNA研究真正成为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核心和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前沿领域。我们对古DNA的研究可以获得个体水平、人群内部、人群之间等三个层次的遗传信息,可以为考古墓葬中出土的个体作个体鉴定和家系鉴定,分析群体中个体之间的遗传学联系,探讨群体间在进化上的相互关系,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建人类进化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提取和研究了51个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首次揭示了该时段欧亚地区完整的人口动态变化情况,更详实地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图谱。该项研究表明早期现代人中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含量在很短的时间里下降1.5-3倍。在距今37000年-14000年间,欧洲人群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因此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含量在很短的时期内下降不能用不同人群混合稀释来解释,很可能是自然选择去除不利于现代人适应环境造成的结果。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崔银秋教授,对东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的石人子沟遗址和红山口遗址古代游牧人群进行了基因组研究。东天山古代聚落遗址位于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游牧地带与农业地带交汇之处,月氏、匈奴、突厥等古代少数民族长期在这一地区繁衍生存,不同的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在对生存资源争夺之中该区域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文化特征。基因组测序和分析表明,石人子沟遗址居民线粒体单倍型类群属于欧亚大陆西部谱系,红山口遗址居民线粒体单倍型类群属于东部谱系,两处遗址中古代人群的起源是完全不同的。结合考古学背景信息,石人子沟古代居民可能与匈奴有关。并且石人子沟古人单倍型在现今哈萨克族及新疆其他人群中仍有分布,表明其对现代人群的贡献和遗传延续性。红山口人群则没有,表明可能迁出或被取代了。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张虎勤教授,以陕西地区古代人群遗传信息的提取与分析为中心,介绍了团队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陕西地区古代人类DNA遗传信息研究初步结果,以秦国殉葬奴隶、五庄果墚新石器时代遗址居民为例。他还对陕西古代人群DNA遗传信息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永利皇宫,五、专题研究
在本次研讨会上,代表们还就牙齿磨耗、拔牙现象、生计方式、未成年人骨骼、古人口学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张全超教授,通过对曾侯乙墓出土的人类牙齿标本进行微磨耗形态观察与分析,重建了该时期曾国国君及其陪葬人员的食物结构。13例样本的牙齿颊面条痕磨耗痕迹显示其水平方向条痕平均长度/垂直方向条痕平均长度的平均比值为64.8%,与以狩猎经济为主要生业方式的肉食类人群较为相近,推测曾侯乙墓出土个体的食物结构中有着较高比例的肉类食物摄入。在数据分布上,墓主人曾侯此前对于东、西椁室陪葬人员身份角色的判断,表明了不同身份的人群在食物结构上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异。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周亚威博士,从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古代居民的拔牙现象出发,研究梳理了国内发现的古代拔牙资料。整理后划分为两类,A类即拔除上颌牙齿,其中A-a型(拔出上颌左右侧门齿)出现率最高,在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A-b型(拔出左右上颌中门齿)次之,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B类即拔除下颌门齿和侧门齿,仅在中原地区及西南的考古遗址有零星分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张国文博士,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的早期鲜卑遗存,综合分析墓葬出土遗物、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等遗存,对早期鲜卑的食物结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情况、动物殉牲习俗等进行深入探讨,并对早期鲜卑生计方式进行综合研究。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肖晓鸣博士,对未成年人骨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古代未成年人骨的研究意义、“未成年”的双重定义,性别年龄鉴定方法的相关问题,具体研究案例的分析等几个方面。未成年人骨由于其骨骼数量较多、形态随年龄而变化且保存较成年个体差等客观原因,以及受发掘水平、社会文化、学术传统影响等主观原因,使得考古发掘中的发现相对较少且后期进一步的研究难以开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进一步丰富了人类骨骼考古的研究内容。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侯侃博士生,探讨了古人口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其一是对考古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的判断问题,分析了判断结果的常见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其二是墓地人骨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即其是否能有效代表我们想要研究的曾经存活的人群,讨论了从存活人群到人骨样本所历经的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偏倚;其三是对获取古人口学参数所采用的方法的简要讨论,阐述了死亡年龄结构和平均死亡年龄的意义、生育率的推测和未成年人指数的应用,介绍了静态人口和稳定人口的假设。最后,提出了对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反思的重要性。永利皇宫 3会议现场
六、理论思考
本次研讨会除了在材料、方法、技术、角度上的创新,还提出了理论上的思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亮亮副教授,提出了重建先民食物结构的替代性指标的思考。就目前而言,古代居民遗留下来的硬组织即骨骼与牙齿,是全面重建先民食物结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然而,在很多考古遗址都无法有效提取到古人的硬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寻找重建先民食物结构的替代性指标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研究梳理了寻找替代性指标的原理和寻找替代性指标历程,并指出在我国北方地区应用的前景,协助全面重建居民的食物结构,以期对生业考古研究提供借鉴。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钱耀鹏教授,提出了墓葬人骨的考古埋藏学分析。墓葬人骨是考古学和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在考古发现中,墓葬人骨的埋藏特征多种多样。有关墓葬人骨的位置结构异常现象,直接影响到对墓葬埋葬过程及埋葬习俗的认知结果,却始终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甘肃临潭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葬发掘中,基于对人骨推挤现象的确认,证实了同一座墓葬不同个体的埋葬时间应有先后之别。进而,通过对墓葬的解剖性发掘,又获得了更多涉及埋葬过程的堆积证据,为探讨墓葬人骨位置结构异常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考古埋藏学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墓葬人骨位置结构异常的形成原因极为复杂,但不乏人为原因的直接影响。除了人骨推挤现象,还包括有意而为的二次葬、二次扰乱葬等。他提出把人类骨骼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紧密结合,建立超越文化人类学的、符合考古学研究目标的所谓的“考古人类学”,应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代表汇报发言结束之后,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王明辉副研究员进行了大会总结。本次研讨会涉及的时空范围非常广泛。从时间上,由更新世到明清时期;从地域上,涉及甘青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欧洲的一些材料。同时,本次会议的学术报告多由年轻学者发言。这些都显示了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技术出现多元化,手段实现多样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跨领域的整合,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对同一批人骨材料做完整深入的分析研究,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最后他强调,人类骨骼考古从考古遗存出发,最终应落实到解决考古学问题上,期待人类骨骼考古学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永利皇宫 4与会代表合影(撰稿:赵东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审稿:王明辉)

 

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质人类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的体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过多年的成长和发展,已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及手段,并日益在各相关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考古学为例,体质人类学可以从“骨”和“人”关系的四个层面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帮助。

  “透骨见人”

  所谓“透骨见人”,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就能够了解到其性别、年龄、形象样貌、体质特征、种族属性甚至食谱、职业等等一系列其生前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结合各种方法手段从人体骨骼上直接得到的,故称“透骨见人”,我们也形象地称之为“见死如见生”。

  可以说,“透骨见人”是体质人类学对于考古学最根本、最传统的帮助方式。这些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古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帮助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例如,2000年发掘的北京老山汉墓,通过对墓主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一系列表明老山汉墓墓主人体质特征的信息:墓主人为30岁左右的女性亚洲蒙古人种。在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研究获得的数据及形态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墓主人的人像复原,这一结果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西汉王室贵族的体貌及体质特征。这就是一个“透骨见人”的典型范例。但是,这只是最初级的研究层面,比之更高一层的研究层面应该是“透人见骨”。

  “透人见骨”

  所谓“透人见骨”,就是指看到活生生的人就能知道其人骨形态、骨骼特点,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一个身边的人都可以被“透视”为去掉血肉的人骨。我们又称之为“见生如见死”。

  这项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地域现生人群的种族特性、人体形态特点,进而和“透骨见人”结合在一起,将古人骨与现代人类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获知古人到今人的进化特点、种系变化方向、人类的融合与迁徙等等,而这些往往就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研究的重点与起点。例如现在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洲的现代土著等具有身材比较矮小、长颅、低面、阔鼻、突颌等特点。这类人群如果向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等地。故而,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涉及到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著名体质人类学家朱泓先生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这一推测能否得到验证,就有赖于考古学工作者的努力了。而有了这一方向进行指引,就可以避免在考古学研究中走错路和冤枉路。这一层次已经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更高层面,但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到更高一层的“透骨见骨”。

  “透骨见骨”

  所谓“透骨见骨”,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资料就能知道哪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体骨骼资料和其相近或相关,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一具人骨资料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密切,有的疏离,有的血肉相连,有的形似陌路。

  对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来说,这一层次往往就是研究的最高层面,首先我们“透骨见人”,然后再“透人见骨”,由此达到“透骨见骨”的目的。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可以将不同遗址的古代居民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分类,得到各人群的疏离程度和亲缘关系。例如,目前已发表的鲜卑族人类学资料共计七批,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完工墓地和扎赉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杨家营子遗址,乌兰察布市的三道湾、七狼山、东大井墓地以及辽宁省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等地的墓葬。其中前六处墓葬均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的遗存,而朝阳的鲜卑族资料则被认为应属东部鲜卑中的慕容部。

  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某批古代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再将其与其他古代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比对分析,最后得到一个亲疏远近等等的结论。但是,这种研究并不能回答这样的疑问:同一文化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群,同样的人群为什么又会创造不同的文化,同一地域为什么会有不同人群创造的同一文化,文化的传承是否意味着族群的延续,族群消亡而文化一定会被毁灭吗……这就需要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研究问题——“透人见人”。

  “透人见人”

  所谓“透人见人”,其实是指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在“透骨见骨”之后形成一个循环,看到古代人骨就能在脑海中勾画出一条到今人的路途,看到今人也能猜想到其远祖的大致状态,看到身旁的人就能联想到万里之外的人群,总结出今人的关系、古人的亲缘,所谓今古相连、南北交织,成就纵横交错的人类发展谱系。二是与考古中的“透物见人”结合在一起,透人体之“人”见考古之“人”,还要透考古之“人”见人体之“人”,体质人类学应该与考古学的“透物见人”携手并行,从解释人群与人群入手,继而从人群到文化,再而从文化到文化,再从文化到人群,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最高层次。

  这样看来,体质人类学的上述四个层面需要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才会对考古学发挥更有益的影响作用。为达到这一点,需要明确研究目的,以体质人类学的第四个层面“透人见人”为最高研究目标,高屋建瓴地进行科学研究;更要完善研究方法,不断吸收和借鉴诸如分子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的经验和成果。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类学与考古学互助双赢,更快地发展壮大。(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相关文章